談及灣仔皇悅酒店內那句「I'm an Engineer.」，我們討論藏在專業銜頭下的自以為是。那時的敘事是關於強姦與侵犯，而最近高等法院的裁決已定──一致裁定兩名工程師罪名不成立。 長達三年的還押與審訊中，原本那層「掠奪者」的冷酷外衣，被辯方的證詞親手撕碎，換上滑稽的自辯邏輯。首被告在庭上解釋，當晚他之所以沒有發生性行為，是因為醉酒導致生理上的「不舉」；而次被告則描述了一場混亂的、甚至帶有邀約性質的「三人行」現場。 他稱當時吹噓自己有艷遇，謂：「梗係同老死講到自己幾威幾威，絕對唔會提我果晚唔得啦。」他強調，訊息內容屬「吹水」，並非事實。 到頭來總是關於威唔威，或者有幾威。 我們尊重法律的裁決，在毫無合理疑點的原則下，兩人是清白的。只是當我們將目光從裁決書移向那些對話紀錄時，會發現酒店房裡沒有浪漫邂逅，也沒有電影般的邪惡陰謀，只有幾個在酒精中失去邊界的人。 這兩名工程師已獲釋，重回他們原本的生活軌跡。法律能釐清的是行為是否構成犯罪，卻無法修補人性中極致的庸俗。

東京池袋，本該充滿歡樂與夢想的Pokémon Center，淪為一場血腥殺戮的刑場。 26歲的廣川大起，帶著預謀的利刃，刺向了21歲的前女友春川萌衣。媒體披露的細節裡，令人毛骨悚然的不只那十多處致命的傷口──兇手行兇時，竟一邊哭泣，一邊將刀刃刺向受害者與自己。 庸俗的人將這幾滴眼淚浪漫化為「愛而不得」的絕望或一時衝動的悲情，但偽善的表皮下是極度扭曲、令人作嘔的絕對自戀。 他為什麼哭？他絕對不是在為前女友流血的痛楚而悲傷。他的眼淚，是在哀悼他自己。 他早已將自己塑造成這段關係中最大的受害者，他深信是前女友逼迫他走上絕路，那種「你看你把我逼成了什麼樣子」的情緒化推理，讓他理直氣壯地將屠刀揮向對方。 他一邊殘殺著鮮活的生命，一邊沉浸在自我感動的悲劇濾鏡中。 巨嬰式極端自戀的最高表現——別人的生命，只是他成全自身悲情劇本的消耗品。 兩人分手的起因，竟然是前女友找到自己喜歡的工作，而他「並不喜歡」。 伴侶的獨立與自我實現，是最大的威脅。 他無法忍受她擁有他以外的世界，無法忍受她的快樂不由他賜予。當他無法在精神上豢養她、控制她時，他便選擇從肉體上將其徹底抹殺

關於蕩婦羞辱（Slut-shaming）」與受害者有罪論。 近日與一位專注於創傷與虐待（Trauma and Abuse）領域的心理學家對談，話題觸及性罪行時，她無奈地指出了一個令人心寒的社會默契——每當一宗性侵案曝光，人們腦海中浮現的第一個問題，往往不是加害者有多殘劣，而是—— 「受害人當時穿著什麼衣服？」 這個所謂的「大家」，並不僅限於鍵盤背後的匿名公眾，它潛伏在法官的判詞裡，在陪審員的偏見中，甚至殘酷地存在於受害者的家人、親戚、朋友與同事的竊竊私語之間。 穿得性感，是否就等於更容易招惹性侵？布料的減少，是否就等同於一種無聲的「Asked for it」？ 在這個政治正確的年代，如果你把麥克風遞到路人面前直接提問，大多數人都會義正辭嚴地回答「不是」。然而，一旦退回到私下的聚會，或是躲進網絡的匿名討論區，那些偽善的保護色便會瞬間褪去。人們開始饒有興味地審視受害者的打扮，甚至用「公然挑逗」、「勾引」等字眼，將一場權力傾軋的暴行，包裝成一場「各打五十大板」的桃色糾紛。 這種將「性感著裝」與「被害責任」強行綁定的邏輯，其背後的心理防衛機制極其殘酷。一

在蘭桂坊狩獵，最讓人反胃的獵人不是粗鄙的MK仔，而是穿著襯衫、戴著金絲眼鏡，在暗角裡等待獵物「斷片」的所謂專業人士。 他們心裡有一套極其扭曲的邏輯：「我讀過書，我有高薪厚職，我跟當街搶劫的流氓不同。我這是在『救助』，或者是在進行一場『浪漫』的邂逅。」 聖誕節，灣仔酒店的19樓裡，女人醉酒後被侵犯，驚醒後目睹床尾的男人正在翻找自己手袋裡身份證和現金。 極度絕望與噁心的時刻，留在房裡的另一個男人，竟然用英文開啟對話。 「Are you a student?」他問。 女人失措地回答：「Yes。」 然後，他回答：「I’m an engineer.」 還打算強吻女人。 「工程師」這個銜頭具備某種神聖的淨化功能嗎？只要報上職業，剛才的侵犯、強行掰開雙腿的暴力、對意識不清者的踐踏，就瞬間變成一場「精英階層的親善訪問」？ 「我是工程師。」 這五個字背後的潛台詞是：「我是專業人士，我很有前途，我很斯文。請你不要把我當成強姦犯，請你接受我的吻。」 這種傲慢，是被什麼餵養出來的畸形怪物？ 以為自己做什麼職業就好了不起。 新聞：[香港01] 兩工程師涉姦酒醉女‎ 事主

這座城市的新年紅，每年都來得理所當然。金漆揮春與塑膠蘭花在商場裡熱鬧地喧囂著，空氣中瀰漫著一種強迫性的喜慶，像一層厚實的糖衣，包裹住都市裡那些蠢蠢欲動的焦慮。 對於早已在社會森林中建立起獨立坐標的人而言，農曆年未必是一場嚴肅的保衛戰，它更像是一次關於身分切換的心理實驗。 你以為你只是如常回家吃一頓飯，其實你是走進了一個巨大的時空膠囊，在關上那扇木門的瞬間，那些在中環辦公室磨練出的專業尊嚴，會暫時被安放在門外。你發現自己正優雅地「退化」，重新回到那個被長輩記憶定義的、帶點孩子氣的角色裡。 這種切換往往藏在最瑣碎的細節中。平日裡，你是獨立應對危機、手執預算的決策者，但在那張舖著膠檯布的飯桌前，你的存在感被簡化成一些具象的指標——職位、房產、或是那些關於成家立室的進度。長輩們帶著倒鉤的關心，表面上是權力的疆域擴張，但若你退後一步看，那其實是他們在快速變遷的時代裡，唯一學會的溝通辭令。

屯門市廣場中，途人驚慌走避，警員舉槍、喝令、射擊。事件很快被命名為「持刀」、「開槍」、「疑犯不治」。 大眾立刻討論：「疑犯係咪有精神病？」 精神病似乎不是一種需要理解與照顧的狀態，而是用來填補我們對暴力行為的理解。它把不可預測的恐懼，轉嫁到一群本來就被污名化的人身上。彷彿只要把危險歸類，世界就會重新變得安全。 精神病與暴力從來不是等號，多數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並不比一般人更具攻擊性。真正與暴力高度相關的精神病患者，往往是長期未被處理的複合因素，比如物質濫用、反覆創傷、社會孤立、缺乏持續治療，以及制度性的失效。把所有複雜性壓縮成一個心理名詞，既無助於預防也讓真正需要支援的人更加沉默。 然而，承認這一點並不等於否認現場的恐懼。對途人而言，那是無法預測、需要即時逃生的時刻；對前線警員而言，那是必須在極短時間內作出高風險判斷的情況。 精神健康的討論若要成立，不能只討論暴力本身，而是必須同時容納互相衝突的現實──公共安全的迫切、個體生命的不可逆轉，以及制度在事前是否有足夠能力承接那些早已顯露的警號。 真正值得追問的，或許不只是「他是否精神病人」，而是「在事情走

暴力發生的速度太快，人們來不及把「危險」安放在可理解的位置，只能讓身體先反應——有人奔跑，有人僵住，有人回家後反覆確認門鎖。台北的車站、商場、出口與指示牌仍然亮著，卻失去原本的秩序感；人群仍在移動，但移動帶著防禦意識。 災難最殘酷的地方，不在於它打破日常，而在於它逼迫我們承認──所謂安全，似乎只是種假設。商場選擇暫停營業，讓員工休息一天，它承認了創傷不是直接受害者才承受的重量，還有目擊者、前線工作人員、以及恐懼中維持專業角色的職人。 這類事件之後，城市往往急於回復功能，像戒備升級、展開調查、新聞報導、排滿行程。這些都是必要，但對人的內在而言，修復未必同步發生。心理創傷並不遵循行政節奏，它總在延遲－－混亂暫時退場，悲傷才開始蔓延。 台北捷運站的隨機殺人事件，對香港人而言，這類新聞觸發的不是單一事件，而是一連串記憶的疊加。城市的節奏教我們快速適應，但身體並不總是跟得上。於是你感到矛盾的狀態──理性上知道「事情不在近處」，情緒卻開始警覺；腦袋明白事情已發生，身體卻開始進入備戰模式。 暴力並不需要發生在你身處的城市，也足以動搖你對世界的感覺。這不是脆弱，

你感覺到整條街的焦慮在每個人之間流動，而沒有人知道怎樣讓它停下來。如果你想陪伴別人，請好好細閱── 你的手裡拿著還未來得及喝的水瓶，瓶身因為握得太緊而微微凹陷，你忽然意識到，災難中最先紊亂的是身體──走不動、說不出的體感，在空氣裡游走得比哭聲明顯。 一些家屬站了很久，沒有發出聲音，像被固定在某個坐標。有人盯著同一窗口，有人拿著電話，手指在螢幕上反覆滑動，還未收到任何消息。他們的胸口一起一落，呼吸卻像是借回來的。 陪伴在這種時候不是「說些什麼」，而是先讓對方的身體找到着力點。你不用教他深呼吸，也不用勸他冷靜；你只需要讓他坐下，或者站在一面可靠的牆邊。椅子的溫度、牆面的硬度、甚至是一瓶冰水，都比一句「要堅強啲」更能把人從懸崖邊拉回來。人一旦能感覺到自己的重量，情緒才有地方落腳。 做情緒支援義工遇到年輕男子，他的肩膀鎖緊，一句話都講不出來。他的家人生死未卜，朋友趕來不懂得安慰他，只對他說：「你去邊都得，我陪住你。」陪伴不是把人往前推，而是在他腳步亂的時候，替他保持節奏。我們不用比別人更堅強，只要比他穩定一點點，那一點就已經足夠讓他不會跌下去。 陪伴的具

大埔宏福苑的火勢燒了廿九小時。 八座大樓被逐層吞噬，超過六十人離世，七十人送院；一名消防員殉職，多名同袍受傷。 深夜的風裡，火焰從鋁窗縫裡捲出，撕開整片黑夜。樓層一扇接一扇亮起又熄滅，焦黑的碎片不斷墜落，落在馬路、天井、行人道上。 家屬站得太久，不知何時開始已在顫抖；有人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只盯著同一個窗口，不確定裡面是否還有人。 火災面前，每個人都被推到自己的極限邊緣。身體會先出現裂縫：呼吸變淺、胃緊如石、喉嚨像被人從裡面掐住、手指微微發抖——那是大腦在全力處理已經超出負荷的壓力。 如果你是陪伴者，你能做的最實際的不是安慰，而是一起確認資訊、一起打電話、記下那些被情緒淹沒後容易遺忘的細節。陪對方站著、走著，讓他不需要獨自承擔每一個決定。 如果你只是透過新聞看見這場火，而心口開始發熱、肩膀發緊，那也不是「矯情」。人在面對失控時的反應，不會因距離而減弱。你可以先放下新聞，過一會再回去看。關心世界，也要照顧自己的情緒。 實用的心理照顧，不是逼自己平靜，而是先讓身體能夠運作。你不用深呼吸，也不用強迫自己穩定下來。 你只需要雙腳踏實地面，讓鞋底的觸感告訴你

前幾天我在咖啡店等人，隨手打開手機，先看了一下 Threads，滿屏都是「不想返工」、「人生好無意思」、「每日都好攰」之類的短句。看了幾行，我忍不住關掉。 轉到 Facebook，馬上被幾個朋友的激烈辯論佔滿版面——有人在爭論政治議題，有人在批評社會事件，語氣激動、字字鏗鏘，像在法庭作最後陳詞。再往下滑，也忍不住關掉。 最後打開 Instagram，畫面立刻換成貓咪在午睡、朋友在旅行的夕陽照，還有一張手沖咖啡的慢調短片，音樂輕快，整個人忽然鬆了一口氣。 這三個平台，同樣的人在上面發言，卻像三個不同人格。厭世、激進、悠然，截然不同。 現象並不奇怪，因為平台本身就像不同的舞台。 Threads 就像凌晨還開門的茶餐廳，坐滿了心事重重、睡不著覺又不想歸家的人，毫無包袱地倒情緒垃圾，沒有人要求你要正能量，大家互相回覆的方式也常是「我明白」、「同感」，這裡自然成了厭世的溫床。 Facebook 的氣氛則完全相反。它歷史最長，觀眾最多元，有同學、同事、長輩、鍵盤戰士。演算法偏愛衝突，越是情緒鮮明、立場堅定的言論，就越容易被推到眼前。於是你想要被聽見，就必須用

你在辦公室盯著電腦螢幕，手指還在敲鍵盤，但腦袋早就飛去想今晚吃什麼。 今年的「香港打工仔身心健康調查」顯示，近八成受訪者承認自己工作時心不在焉，將近一半人覺得「對生活不滿意」，更有三成坦言「害怕上班」。 香港人工作壓力大，這已經不是新聞。 長工時像慢性毒藥，耗盡了專注力，也磨掉了情緒的光澤。於是，越來越多企業開始請專家、輔導員來辦「企業培訓」，甚至邀請我去辦公室帶冥想、做放鬆練習。 這些活動不是沒用，但它們更像一杯涼水——能暫時解渴，卻不能真正解決脫水。當工作與生活嚴重失衡，當社會與自我期望都壓得人喘不過氣，一小時的冥想，很難抹去長年累積的焦慮和疲憊。 真正的減壓，先要從制度下手。合理的工時和工作量，彈性的上班與休假安排，讓員工知道自己有空間喘氣；配合進修與培訓的支持，讓人感覺不只是為公司賣時間，而是在累積自己的價值。 當員工的需求與目標被理解和重視，再配合有益身心的放鬆活動，效果才會像種子落在土壤裡——有機會生根，而不是只在空中飄。 如果你覺得這些都「不現實」，那麼你感到壓力，其實也一點都不奇怪。

看到讓人啼笑皆非的帖文－－無醫學背景的網紅穿著白袍侃侃而談，浸冰水的大隻KOL教人飲油、食鹽。觀眾一片讚嘆，彷彿發現某種健康捷徑。 無專業資格、未曾受訓的KOL，將個人觀點包裝成科學的現象屢見不鮮，但誰敢公開批評這種現象？ Dr. 文科生（@DrMunForSun）是我默默關注的醫生，他從文科轉入醫科的經歷令人敬佩。近期，他公開批評某些網紅錯誤傳播醫學資訊，不僅揭露資訊失真的風險，更帶出專業精神的價值——對科學的敬畏，對病者的責任，對生命的謹慎。 醫學知識的傳播，早就不局限於學術期刊或醫療機構，也是社交媒體與網紅影片構築的碎片化生態。這種資訊環境模糊了專業與非專業的界限，不僅混淆公眾對專業的認知，更對身心健康帶來潛在威脅。 Dr. 文科生提到，某浸冰水網紅傳播誇張失實營養知識，另一網紅利用「白袍效應」——穿上象徵醫療專業的白袍推銷保健品。只是營養學畢業生，或純粹的健康愛好者，卻假借專業形象對外發聲。這種行為不僅誤導觀眾對其專業身份的判斷，更模糊了專業與非專業的界線。 專業的本質，在於對知識邊界的自覺與謹慎——知道自己知道什麼，也知道自己不

我熱衷於靜觀與情緒方面的討論，喜歡探索精神健康的領域並樂於分享，同時必須強調——你可以說我是作家、精神健康倡導者，說我是Slasher（斜槓族） ，但我不是醫生或臨床心理學家。 提醒可愛的讀者們——如須專業治療或緊急服務，請尋求專業人士的支持和指導。 我寫作、從事精神健康和靜觀相關的交流活動和倡導工作，純屬興趣。我對這一切充滿熱情，有豐富寫作經驗，進修並取得相關的專業資格，成為治療師，可以輔導和諮詢，但不能為任何人提供正式的精神科治療。 倡導精神健康，是希望每個人都關注自己的精神健康，在當下獲得平靜和覺察，找到適合自己的方式實踐靜觀，獲得適當資源處理壓力、焦慮和其他負面情緒。

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」這句話既有宿命的重量，也帶著某種對外界評判的矛盾呼喊。 大S驟然離世的消息令人震驚。48歲，對曾光芒萬丈的明星來說一生太短暫。 隨著她的告別，我們看到的卻不僅是悲傷，還有被媒體放大的「表演」。從汪小菲的高調哀悼，再到具俊曄的沉痛聲明，以及小S與經紀人的反擊——這些情節像極了一部八點檔連續劇。悲傷的核心逐漸模糊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場關於「誰更深情」、「誰更真誠」的輿論審判。 本該是人生謝幕的安靜散場，卻變成一場持續的表演。 大S的葬禮新聞中，前夫汪小菲的行為成為輿論的焦點。他冒雨奔赴大S寓所，機場哭紅了眼，被媒體形容得如同一場精心設計的 MV。而在對立面，現任具俊曄則以克制而低調的方式哀悼，留下了「這世界上真的有這麼壞的人嗎」的沉痛質疑。 兩種行為都被放在了「真實」與「虛假」的對立面上解讀——汪小菲太高調，哀傷情感不可信；具俊曄太低調，冷漠得像在計算遺產。 這種對情感表現的二元評價，暴露了我們對「情感的適當表達」的高度關注。情感流露，真假交織，讓人不禁思考重新審視「表演型人格」這個話題。 心理學有一個名詞叫「表演型人格」（Histr

港人被救出泰緬邊境「KK 園」的新聞屢屢出現在頭條，這些故事聽起來像是電影情節：一個無害的邀約，一份高薪的工作機會，結果將年輕人推入無法逃脫的噩夢。被綁架至緬甸詐騙基地，遭受暴力威脅，也傳出性交易的駭人傳聞。 「KK 園」這個名字，如今幾乎成為貪婪和愚蠢的代名詞。園區由當地武裝勢力掌控的詐騙基地，一旦進入，受害者便失去自由，被沒收電話與護照，被迫參與電話詐騙，面臨性剝削的威脅。背後是一條完整的黑色產業鏈，從誘騙、綁架到控制，所有過程設計得精密，專門利用人性的脆弱來捕捉目標。而這些「脆弱」，往往是人最常見的樣子——對金錢的渴望，對冒險的嚮往，對美好生活的追求。 看似普通的渴望，總能成為騙局的突破口。 對人生充滿熱情與憧憬，也容易被看似美好的事物吸引。高薪的工作、異國的旅行、新奇的經歷，對於正處於探索期的人來說是幾乎無法抗拒。渴望成功，又希望成功來得輕而易舉；想要冒險，又低估冒險背後的風險；想相信他人，但卻忽略信任應有界限。 騙局通常不必太精密、太聰明，只要深諳人性的弱點。 KK 園受害者的故事告訴我們——看似無害的邀請往往是最危險的陷阱。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