從傍晚六時半的暮色開始排隊，待至午夜十二時，達哥的台慶遠遠超越常規的表演，而是一場近乎透支的、毫無保留的獻祭。 從棟篤笑到《爆機兄弟》主題曲，與香港Rap 界始祖嘉賓MC 仁的跨界說唱，到台上台下的《FIFA》與《街霸》對決，還有請來女嘉賓 Alma、Hanna、麗子與星級嘉賓兆尊客串的短劇，那些在流程上或許偶有卡頓的瞬間、無可避免的技術故障，在他深厚的主持功力與從容的「執生」之下，反而化作這場集體回憶裡最真實的邊角。 台下兄弟們指尖微顫的亢奮，都是為了看他全晚不停歇地燃燒自己。 我們見過太多用華麗包裝掩飾空洞的所謂盛事，但達哥這個籌備了三個月的台慶，卻有種久違的、近乎笨拙的真誠。 這不僅僅是因為他作為表演者的專業，更是因為他承載了我們這代人一段無法複製的拓荒史。 抽獎環節送出從美肌護髮療程到 PS5 Pro 與 Switch 2 這些誇張的禮品，看著他親自為資深觀眾與贊助官頒發自製獎座，你很難不對在網上輕易敲下「達哥搞台慶掠水」的冷嘲熱諷感到一絲悲哀。被資本徹底異化的人，也許無法理解認真做Ｘ事的一鼓傻勁，其價值無法用票價來衡量。...

看著螢幕上確認購票成功的頁面，我心底泛起了一種久違的、像是學生時代期待秋季旅行般的雀躍──我要去看達哥的台慶了！ 能夠為了一張門票而感到純粹的悸動，是一種近乎奢侈的幸運。 喜歡達哥很多年了，回想起來，那些在房間裡獨自吃著冷掉外賣的時刻，被荒謬的校園和職場生活折磨得靈魂乾癟、拖著疲憊身軀坐上尾班車的歸途，耳機裡傳來的總是他的聲音。 他打機時的嘶吼、看似無厘頭卻往往一語道破社會偽善的黑色幽默，不知不覺間，溫柔地承托我們在殘酷成人世界裡那些搖搖欲墜的瞬間。 時間有一種殘忍的魔法，它不動聲色地把我們推向必須體面、必須理智的中年。可是，只要他的聲音一響起，我們彷彿又可以瞬間退回到最安全、最不需要偽裝的維度。 在充滿變數的時代，有一個人，用他始終如一的陪伴，讓我們安放無處訴說的疲憊與快樂。這是一場值得盛裝出席的浪漫，好期待那天晚上的到來。

這座城市從不缺虛假的繁華，尤其在鑼鼓喧天的賀歲檔期，眾人擠進黑暗的戲院，與其說是為了消遣，不如說是一種集體的心理索償。這部戲原本的底色該是極度幽暗的，那是屬於權力傾軋與慾望橫流的霉味，如今雖被強行裹上一層喜劇的糖衣，卻意外地在縫隙中，流露出屬於香港人那種卑微的體面。 目光自然會被王丹妮「Coco」與廖子妤「Mimi」的星芒所攝，那種不染塵埃的高級感，在夜總會的俗艷中拉開了強烈的戲劇張力。相反，大眾期待的楊偲泳「煲煲」卻因戲份被刪，成了這幅都市浮世繪裡一道無可挽回的裂痕，唯有寄望日後在加長版中尋回失落的拼圖。 然而真正教人屏息的，卻是鄭秀文「V姐」。尤其她在酒店房內那份執拗的「不認輸」，到天台上潰堤般的殘喘，演活了一個在權力邊界死命掙扎、最終被生活徹底閹割的靈魂。這不只是演技，而是與歲月、與執拗和解後的冷靜大慟。 許多人覺得夜總會是低俗的代名詞，但我卻在戲中看見一種失落的古典秩序。對比當下 Clubbing 裡純粹依賴酒精揮發與肉身碰撞的廉價速食，昔日的夜總會更像一場明碼實價、各取所需的精緻博弈。在那裡，權力的轉移與金錢的流動有著森嚴的規矩，男人花

這座城市的新年紅，每年都來得理所當然。金漆揮春與塑膠蘭花在商場裡熱鬧地喧囂著，空氣中瀰漫著一種強迫性的喜慶，像一層厚實的糖衣，包裹住都市裡那些蠢蠢欲動的焦慮。 對於早已在社會森林中建立起獨立坐標的人而言，農曆年未必是一場嚴肅的保衛戰，它更像是一次關於身分切換的心理實驗。 你以為你只是如常回家吃一頓飯，其實你是走進了一個巨大的時空膠囊，在關上那扇木門的瞬間，那些在中環辦公室磨練出的專業尊嚴，會暫時被安放在門外。你發現自己正優雅地「退化」，重新回到那個被長輩記憶定義的、帶點孩子氣的角色裡。 這種切換往往藏在最瑣碎的細節中。平日裡，你是獨立應對危機、手執預算的決策者，但在那張舖著膠檯布的飯桌前，你的存在感被簡化成一些具象的指標——職位、房產、或是那些關於成家立室的進度。長輩們帶著倒鉤的關心，表面上是權力的疆域擴張，但若你退後一步看，那其實是他們在快速變遷的時代裡，唯一學會的溝通辭令。

五年前，我住在馬來西亞一個離市區很遠的地方。那裡不是荒郊野外，而是一塊被刻意清理過的空白小區。 房子周圍的土地被剷得很平，沒有樹，沒有灌木，也沒有任何可以遮擋視線的東西，像一張白紙。白天陽光直射地面，反射出刺眼的亮度，讓人下意識眯起眼睛。 我租的房子就在那片空地的正中央，屋頂加建了一個小小的空中花園，結構簡單，只夠兩個人坐下。傍晚的時候，我偶爾會上去坐着，看天色一點一點暗下來。 週末的下午特別悶，空氣厚重，貼在皮膚上，連呼吸都顯得多餘。我正坐在空中花園，準備下樓，一把女人的聲音就出現了。 那不是短暫的喊聲，而是連續的尖叫，用英語反覆喊救命。聲線很高，在那樣空曠的地方沒有回音，乾脆而直接。那不是正常求助的語調，更像是一個人已經失去判斷，本能地發出的聲音。 我站起來，連忙看著前方。 一個女人正往我家附近的空地上奔來，距離不算遠，近到我可以看清她跑步的姿勢——步伐不穩，身體微微傾向一邊，像受了傷，又或者是用盡力氣。她跑得急卻不快，好像地面拖住了她。 她的衣服顏色很淺，上面沾了血，在那樣乾淨、沒有雜色的背景下顯得異常清楚。 那片地完全沒有起伏，也沒有任何

屯門市廣場中，途人驚慌走避，警員舉槍、喝令、射擊。事件很快被命名為「持刀」、「開槍」、「疑犯不治」。 大眾立刻討論：「疑犯係咪有精神病？」 精神病似乎不是一種需要理解與照顧的狀態，而是用來填補我們對暴力行為的理解。它把不可預測的恐懼，轉嫁到一群本來就被污名化的人身上。彷彿只要把危險歸類，世界就會重新變得安全。 精神病與暴力從來不是等號，多數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並不比一般人更具攻擊性。真正與暴力高度相關的精神病患者，往往是長期未被處理的複合因素，比如物質濫用、反覆創傷、社會孤立、缺乏持續治療，以及制度性的失效。把所有複雜性壓縮成一個心理名詞，既無助於預防也讓真正需要支援的人更加沉默。 然而，承認這一點並不等於否認現場的恐懼。對途人而言，那是無法預測、需要即時逃生的時刻；對前線警員而言，那是必須在極短時間內作出高風險判斷的情況。 精神健康的討論若要成立，不能只討論暴力本身，而是必須同時容納互相衝突的現實──公共安全的迫切、個體生命的不可逆轉，以及制度在事前是否有足夠能力承接那些早已顯露的警號。 真正值得追問的，或許不只是「他是否精神病人」，而是「在事情走